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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府公园大草坪 | 专家导师演讲回顾:王笛

    Tianfu Park Lawn | Mentors' Lectures Review:WANG Di



    天府公园大草坪 | 专家导师演讲回顾:王笛


    8月25日-8月27日,为期3天的天府大草坪首轮工作营如期而至,专家导师团从各自研究的领域,以天府大草坪为切入点,分享了他们对于公共艺术、地方文化、建筑设计、历史研究、城市规划等内容的观点及想法。


    A8设计中心将分5期对主咖导师欧宁以及专家导师董功、王笛、夏铸九、侯瀚如的主题演讲进行回顾:


    1. 欧宁:大草坪与新风土:从空间到地方

    2. 夏铸九:网络都市化过程中重建都市公共空间的开放性——草根化成都的社会与空间模式

    3. 王笛:都市历史的视觉重构——图像、想象和成都城市文化

    4. 侯瀚如:公共艺术作为问题

    5. 董功:空间的两面


    本期,A8设计中心将带来专家导师王笛的主题演讲“都市历史的视觉重构——图像、想象和成都城市文化”


    CHAPTER 1 :重构城市历史面临的问题

    CHAPTER 2 :从图像看城市

    CHAPTER 3 :都市的历史想象

    CHAPTER 4 :图像的解读

    CHAPTER 5 :图像的局限




    CHAPTER 1

    重构城市历史面临的问题


    城市历史所面临的问题,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今天所能依据的资料是非常有限的,虽然成都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期间留下了非常多记载成都的文字、考古、图像的资料,但是对于这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间成都实际所发生的事情来讲,留下来的资料只是非常小的一个部分,不到1%。那么作为历史研究者,当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要依据这么少的资料来重建过去的城市,我们想象的成分会非常大。


    历史实际上是有两种解释,一种历史是过去的事情,昨天对今天来说就是历史,这种历史过去了就过去了,永远不复返;另外一种历史,是我们今天怎样来看待过去,从而进行研究。生活在今天的人,想要重构已经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依据的资料又非常少,所以面临的问题是非常艰巨的。


    天府公园大草坪 | 专家导师演讲回顾:王笛


    我们应该怎样去建构一个最接近真实的城市?既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100%的去重构已经过去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历史学家,一定要有这种职业的使命。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说过:写出客观的历史。客观的历史就是没有偏见,不要伪造,要实事求是,有根据。但是实际上要写出完全客观的历史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对任何一个历史问题的解读,是来自我们主观的思考。同样的资料,对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历史学家会得出不同的解释,正是因为历史是一个主观的行为。事实本身是清楚的,但是我们对这些事实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受到我们的价值观、教育背景、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政治、社会、阶级等因素的影响。


    天府公园大草坪 | 专家导师演讲回顾:王笛


    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生了史学的转变。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写了出版了一本书 Metahistory,中文版书名为《元始学》。他发现,历史学家在写历史时有一种潜在的叙事结构,在《元史学》中海登·怀特总结了好几种叙事结构,即讽刺剧、浪漫剧、喜剧、悲剧等等。这本书作为一种历史哲学,提出了语言学转向的问题。在他之前,历史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变得越来越科学化的,数字和分析枯燥无味,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读历史,这种历史研究远离了人文学。所以在70年代开始出现语言学的转向,出现更多的叙事。历史实际上就是要讲故事,history后面为story,所以历史就是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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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以后,西方的史学出现了新的趋势,即“新文化史的兴起”,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过去与现在》(Past & Present)中做了一个统计,从1952-1975年,史学研究论文没有任何图像,都是文字,但是到了7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1970年代后期有两篇带图像的论文,从1980年代明显的增多到14篇,所以他提出了1980年代可以说是史学研究的转向,称为图画转向 (Pictorial turn),人们越来越多地利用图像去论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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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伯克出版了另一本书《图像证史》(Eyewitnessing: The Uses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讨论图像被用作历史研究的资料,使我们扩大了过去所理解的史料的范围,到底什么可以被看作是历史资料,使我们研究的眼光更广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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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2

    从图像看城市


    《街头文化》出版之前,关于成都的图像资料是非常少的,《街头文化》《消失的古城》《茶馆》等书出版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图像资料,不断地挖掘关于成都的照片,成都的老照片才得以不断地浮出水面。


    我们可以通过老照片看到当年的一些城市环境,城墙是清代和民国初期最明显的建筑。清代原来只有东南西北4个城门,辛亥革命又开了3个,一共有7个城门。后来因为抗战时期需要疏散人口,在城墙上的许多地方开了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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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成都的街道,大多是铺面房,铺面房一般都是两层,一楼做商铺,二楼做仓库或者住家,几乎是同一个模式。由于二楼景色稍好,也有不少茶馆开在二楼,所以就叫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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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府公园大草坪 | 专家导师演讲回顾:王笛


    成都青羊宫每年都会固定举行花会,晚清时,周善培为推动地方商务,把传统的花会改为劝业会,也就是展示工业品的地方,让大家接触新的制造品,由此花会就变成了商品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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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时期,成都开始建立新的商业中心——劝业场,从《通俗画报》上可以看到劝业场修建了西式的钟楼,虽然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但20世纪初清末新政的时候,社会发生变化,由于工商业的兴起,人们有了对时间的需求。后来劝业场改为商业场,有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商业场还在,我希望在进行开发的同时,一方面能保护它,因为它展示了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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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绘画中也可以看到日常,巴金的《家》中就记载了元宵节舞龙灯的场景:


    “锣鼓不住地响着,龙灯开始舞动了。这条龙从头到尾一共九节,是用竹条编成的,每一节中间插着蜡烛,外面糊了纸,画上鳞甲。玩龙灯的人拿着下面的竹竿,每个人一节。前面另有一个人持着一个圆圆的宝珠。龙跟着宝珠舞动,或者滚它的身子,或者调它的尾巴,身子转动得很如意,摇摇头,摆摆尾,或者突然就地一滚,马上又翻身过来,往另一边再一滚,于是很快地舞动起来,活像一条真龙在空中飞舞。旁边的锣鼓声正好像助长了它的威势。”


    天府公园大草坪 | 专家导师演讲回顾:王笛


    同时,虽然社会在不断地变革,但文化也会继续留在我们生活中。大众文化有着非常强的生命力,表面上看来经过历史的变迁,很多东西消失了,但有些大众文化经过几十年,也会几乎不变地保留下来。下面两幅图间隔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但是变化却如此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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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研究历史,考虑过去时,一定不要有所谓common sense,很多这种共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过去我们就想当然地以为改良者的思想是超前的,但其实他们在有些方面是保守的。例如晚清时期允许女性进入剧场后,出现了许多讽刺妇女到剧场看戏的图画。其实过去的传统妇女本来就会参加这些公共的活动,但是到了改革时期,改良派反而反对妇女进入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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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3

    都市的历史想象


    每个历史学家都有自己心目中的都市,和他的经历、意识形态、阶级、经济基础等等因素有关,这些都是经历,都是生活,都是感受,差别非常之大。我们所使用的资料经常是带有偏见的,主观世界决定了我们所了解到客观世界,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故事。从飞机上经过成都看到的景象和站在成都街头所看到的景象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角度不一样,更不要说主观世界,各种不同的世界观,都会影响到我们对城市的理解。


    所以研究历史、研究城市都存在着想象,而且历史观和方法论都会影响到这种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和亲身经历和阅读图像所听所闻有关,我们的个人经历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想象,不同的地位,不同的都市的经历会影响到我们对这个城市的认识。


    同样,我们的情感也会左右我们的想象,我写成都历史时,我把作为成都作为我的家乡,会影响到我对成都的想象,但这就存在利与弊两方面。利是我了解这座城市,我对城市的描述可能让我带有某种感情,比对这个城市没有任何感情的人写出来的东西会多一些感染力,读起来会有亲和感;弊在于它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判断,有些东西可能我看不到,虽然我力图要不带偏见的研究,但是由于这种情感因素,会影响到我对这个城市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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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历史可以想象,但想象是历史吗?一种历史是过去的事情,一种历史是我们重新建构的,我们重新建构的历史一定要想象,哪怕我们所描述的历史每一个细节都是有根据的,但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东西是我们头脑中间建构的,想象的,所以永远都不可能完完全全地重构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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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想象 ,不同人群有自己的想象,不同角度,造成了不同的想象和认识。



    CHAPTER 4

    图像的解读


    图像资料可以弥补文字资料的不足,新文化史的兴起后,大量地使用图像,使图像资料成为重构历史必不可少的部分。林·亨特(Lynn Hunt)在《法国革命中的家庭罗曼史》(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中引用了一幅雅克·路易·大卫 (Jacques-Louis David)的油画《荷拉提兄弟的宣誓》(The Oath of the Horatii, 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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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画讲述了希腊和罗马城邦之间战争一触即发,为了避免战争,希腊城邦和罗马城邦达成了一个协议,双方各出三个人来进行决斗,这样就免得大面积的流血厮杀,以决斗胜败来判定战争胜负。荷拉提是希腊非常有名的家族,他的三个儿子决定出征,这幅画就是老荷拉提将武器分发给三兄弟,三兄弟伸出右手向宝剑宣誓。为了民族的存亡,为了拯救祖国,牺牲家庭和个人的利益。


    这个油画出现的时候正值法国大革命前夕,林·亨特在书中就通过这幅油画来进行解读:父亲和他的儿子,年轻一代和年老的一代正处于一个水平的状态,父亲将武器递给三兄弟,年轻的一代出征,说明了年轻一代正在取代年老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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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亨特还引用另一幅绘于法国革命后的同题材的油画进行比较,在那幅图中,父亲在床上奄奄一息,告诉读者革命后父权已经完全让位于新兴的青年一代,新的青年一代也在慢慢接掌政治势力。不管亨特的说法有没有根据,这本书用了很多图像的资料去论证她的史学观点。正是由于每个人对于图像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我们应该意识到历史并不是只有一种解释,或者只有一种结论,历史事件的评价有非常大的差别,所以解读图像必须将叙事放在具体的背景下。使用图像的历史研究者应时刻问自己:谁用这种方式给谁讲故事,意图是什么?下图的漫画完美诠释了角度取舍可以歪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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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叙事的图像,画家、摄影者、和后来的读者可能关心的是不同的问题,后来的人可能误读,也可能加入了图像本身并不存在的东西,例如对于事件我们会加入今天的思考。我们需要克服由于时间(或时代)所造成的空间错位,图像中所出现的被认为发生过的事情,很可能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发生。我们常常说眼见为实,但恰恰相反,眼见并不以为实,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你是从什么角度来看到了事件的哪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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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5

    图像的局限


    照片并不是客观的,因为摄影者的眼睛是主观的,这是摄影者的都市想象。所以当他留下了这些照片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用这些作为依据,一定要考虑到制作这些图片的人为什么选择这些。图像是有所根据的,但仍然只是想象,当城市原有景观已经消失,图像就成为我们了解和重构城市景观的依据,而图像文本与城市本身之间存在着差距。


    我们使用图像时必须持怀疑的眼光。图像的作伪、移花接木是很经常的事,误读也是很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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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幅晚清结案现场的图,虽然最近都还有历史学家在用,但其实不是真实的。真正的衙门不会那么小,桌子不会那么窄,字也不会那么拙劣,所以这张图出现有两种解释,一是在戏台上演戏,二是在摄影棚搭建的场景,拍摄后将照片用作商业,卖到欧洲,这种摄影棚在19世纪的广州是很流行的。


    所以我们在读图时必须了解图像记录者,对记录者思想、经历等有所了解,可以帮助进一步认识图像。大量的图像是外人记录的,当地人经常是熟视无睹,例如成都的很多图像都是外国人拍摄的,在他们不了解成都的基础上,拍摄出来的照片会产生很多问题:走马观花、表面、新奇等。而且图像是筛选后记录下来的内容,照片很可能是一大堆照片中的一张,无法反映事物的全貌,所以一定需要正确地了解图像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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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今天的观念来理解和解读,存在三个可能性:一是再现或重构了过去的城市,也就是确确实实这张图再现了过去的历史;二是读出了原本不存在的东西,加入了今天的意识,就像意大利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今天的眼光去理解历史;三是从对过去图像的解读,反过来帮助我们认识今天的城市。读图的过程可以分别往上述某一方面发展,也可能在上述三个方面都同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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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不管是记录或是没有记录,都可能存在令人寻味的原因。如果不断在图像中出现,可以去思考和发现背后的动因。为什么有些历史会在记录的图像中缺失?为什么一些历史的记录在某一时间出现,又在某一时间消失?隐藏在背后的契机,可以成为我们了解都市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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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学科对图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要发现的东西也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历史学的解读注重空间、时间、变化;文学的解读着眼于语言、情感、想象力;政治学解读关心权力、控制、博弈;人类学的解读钟情于生活、风俗、模式;社会学的解读集中在结构、功能、关系。但是现在我们更主张多学科的交叉,历史学可以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医学等学到很多东西,其他学科可以从历史学到很多东西。


    图像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了解和研究历史的依据,但它并不是真真实实的事件或历史的本身,所以我们所看的东西一定要经过思考,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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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王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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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博士


    王笛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任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座教授。王教授曾担任英文期刊《中国历史学前沿》之共同主编(2010-2019),现为多个学术期刊之编委,是美国历史学会希米特欧洲、非洲和亚洲研究基金2018-2019年度主席,美国全国人文中心、台湾唐奖汉学奖、中国国学终身成就奖等提名和评审委员会委员,他还是香港大学DRAA、香港城市大学RAE-2020、香港中文大学历史课程评估等评审人。他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学术高端讲座的受邀人。王教授曾于2003及2005年担任留美历史学家学会主席。王教授除了曾担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亦为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客座讲座教授、暨南大学客座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全国人文中心、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等。